作为教育社会学领域全球高影响力的学者，斯蒂芬·鲍尔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教育及公共政策议题展开。他尤其关注政策中的权力关系与话语建构，国家及全球教育改革对普通人的教育经历、生活际遇和社会公平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鲍尔教授在主流的政策科学研究范式之外，将社会学及跨学科理论工具、资源和方法应用于对教育政策的社会学分析，激发了学界对于政策研究的社会学想象力，创立了“政策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借助这一有力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技术，展现教育政策实践中包含的复杂利益、逻辑、理性、价值、话语和关系，为理解政策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普通人福祉的影响提供批判性洞见。“政策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提出和发展，是对以政府为中心的自上而下政策想象力的颠覆，是将人本关照代入政策研究的呼吁，也是对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话题、范式、使命的反思和更新。

鲍尔教授对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概念、话语和具体技术层面，在他的学术生涯和代表性作品中还清晰地展现出三方面的联结：批判与人本的联结、实践与研究的联结以及不同学科的联结。

首先，鲍尔教授的研究充分表达了“批判”的价值和力量，彰显出社会学思维方式的穿透力。“批判”是触及和反思日常经验中的“习以为常”，尤其是“习以为常”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合理，从而打破常识、常规和常态，让挣扎在不同社会结构和话语中的人们可以探索和想象“变得不同”的人生与可能。鲍尔教授的研究为探索这些“不同”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和对话的空间。例如，在分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绩效主义”（performativity）政策技术对教师“灵魂”和主体性影响的研究中，他在批判理论助力下以质性研究方法，深刻揭示了被竞争、评核、绩效和表现裹挟的教师处境，他立足教师立场做出的反思和呼吁，为教师本真专业性的坚持和政策的变革提供了深厚的经验佐证。

其次，鲍尔教授强调研究的“有用性”，体现出“政策社会学”研究范式内在的问题意识。所谓“有用”不是即时的用处，也不一定是显在的、实际的、可被计量的用处，而是有助于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更丰富、更有意义上的“有用”。因为对“有用性”的强调，他的研究议题始终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可以看到，鲍尔教授早期更多关注英国的教育政策与改革实践，而近十年来则对“全球教育改革运动”对不同国家和地域教育体系的重塑，以及新的教育政策实践和行动者例如技术平台和教育企业，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建构和推广。

鲍尔教授研究中的第三个联结，强调跨学科资源和理论的联结，这反映出其倡导的教育政策研究范式在方法和技术上的兼容并蓄。作为系统接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学者，鲍尔教授不仅具备扎实的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基础，而且在研究议题的选取上也与时俱进，从未停止过学习不同学科领域的新知识和方法。比如，他从2010年开始探索并倡导的“社会网络民族志”（network ethnography）研究，就是综合了政治学、人文地理学和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成果，用来追踪不同的时空情境下多元政策参与者所构成的政策社群如何塑造并主导政策话语。

纵观鲍尔教授的学术生涯和代表性作品，可以看到他所创立的理论视角与分析范式，不仅拓展了西方教育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学术景深，也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打开了人们教育政策研究与实践的可为空间。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他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还有一个社会研究者对于人本理念、社会公平和福祉的执着追求和深切关注。

为此，我们将“全球教育方法创新奖”授予斯蒂芬·鲍尔教授，表彰他创造性地将批判理论、话语分析以及网络民族志技术精妙结合，创立了“政策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为跨学科视角和方法在教育及政策研究中的运用做出了卓越贡献！